國際貿易中的中國出口企業減少碳排放的意義

一、引言

    中國始終是氣候變化國際進程的焦點。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預測，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于2010年前后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雖然發展中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沒有被規定具體的減限排義務，但是，多年來，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過程中，美國等發達國家一直想壓我國正式承擔量化的溫室氣體減限排義務，美國拒批《京都議定書》的理由之一就是《議定書》未給中、印等發展中大國規定減限排義務，這將影響美國經濟的競爭力。在發達國家的極力推動下，剛剛結束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3次締約方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三次締約方大會制定的“巴厘路線圖”，已經將發展中國家承擔具體減限排義務正式納入后京都進程，中國將處于風口浪尖。

    巴厘行動計劃明確要求發展中國家“在技術、資金和能力建設的支持下，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采取減緩行動，這種行動應該是以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查的方式開展”。巴厘行動計劃雖然規定了發展中國家必須要進行減排，但尚未明確減排具體目標和形式，未明確誰、用什么樣的程序對發展中國家是否是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采取減排行動的問題做出評判等。因此，在后京都新進程中，中國應該承擔多大的義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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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以及面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國際壓力，中國慣用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中國的歷史累計排放量少，從1950年到2002年，中國化石燃料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累計排放量的9.33%，發達國家應該為其到現在為止占有世界溫室氣體絕大部分的排放量而負責；二是，中國人均排放水平低，據國際能源機構統計，2004年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65 t，為世界平均水平的87%，為OECD國家的33%，1950年到2002年的50年間，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占到世界平均水平的第92位。過去的這些論據在新的形勢下，缺乏新意，難以立足。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目前已與世界平均水平相當，以后還會繼續提高，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的談判優勢在逐漸喪失。要想在國際環境外交及未來氣候談判中不被動并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空間，亟須尋求新的科學論據，合理界定我國的責任，履行適當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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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許多研究表明：貿易是導致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急劇增長的一大部分是為了滿足許多發達國家的生產和生活需求而排放的，即通過大量出口廉價產品而排放的，為此，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新問題—-到底誰應該為中國的碳排放負責？

二、貿易順差是中國碳排放增長的重要原因

   （一）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貿易

    對外貿易已成為拉動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三大引擎之一。2001年，加入WTO后，中國對外貿易以平均每年20%～30%的速度增長。2004年，中國出口對其經濟的貢獻率達到34%，而同年，巴西、印度和英國出口對其經濟的貢獻率分別只有18%、19%、25%。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占到將近二分之一。

    近年來，中國的貿易順差持續擴大。中國的出口在2004到2005年間增長了28%，而同期進口的增長低于18%。中國的貿易順差在2005年高達1020億美元，比2004年增加700億美元，相當于增加了2倍。2006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更是攀升至1770億美元，當年出口增長的幅度為27%。2007年上半年的貿易順差已經達到1000億美元，估計2007年的數據只會更高。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_交^易=網 tan pa i fa ng . c om

    隨著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拉動，一些刺激經濟發展的高耗能和高碳強度而低附加值的產品和行業出口也在增加。例如，中國的水泥生產在2004到2005年間增加了10%，同期，水泥出口量從7Mt增長到21Mt，增長了2倍多，軋鋼出口增加了44%。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高耗能行業的大量生產和出口，不僅有國內的投資和消費拉動，也有發達國家的投資和需求，例如，德國魯爾區的蒂森-克虜伯鋼鐵公司就與我國河北邯鋼簽訂了合同，德公司將其鼓風爐等設備轉讓邯鋼，然后德國再從中國進口鋼材。

   （二）中國的貿易與溫室氣體排放

    中國的貿易出口與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有直接正相關關系，換句話說，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相當一部分是發達國家消費需求拉動所致。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出口高碳強度和高能耗加工產品，承擔了生產和加工這些產品的全部排放成本，包括能源燃料排放成本、加工過程排放成本以及交通運輸排放成本。目前，已經有很多研究印證了這一結論。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ai fa ng.com

    英國Tyndall中心氣候變化研究部門從“碳出口”的角度研究中國貿易出口與溫室氣體排放的關系后發現：2004年，中國由于進口貨物和服務可以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大約是0.381Gt；從中國出口的貨物產生大約0.149Gt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就是說，大約1.11Gt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國的凈出口導致的，占中國當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23%（當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是4.73Gt）；相當于同年日本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是德國、澳大利亞的排放總量之和，是英國全國排放量的2倍多。中國的貿易順差之所以導致大量的碳排放是因為其出口產品基本屬高能耗、高污染、高碳的資源型產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只是考慮了直接排放，而忽略了生產過程中其他的一些有可能造成顯著排放的投入，還有就是出口貢獻最大的貿易項目的碳排放強度要稍微低于平均碳排放強度，因此，這一數字還有待用更全面的投入－產出模型進一步核實，但應該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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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廣播公司2007年10月5日的一篇報道指出“西方消費需求加劇中國碳排放”。它提供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英國對中國商品越來越多的依賴加劇了中國及全球碳排放的增加，原因是中國工廠生產每件商品產生的二氧化碳多于英國工廠，據估計，中國工廠生產同一件產品產生的二氧化碳比歐洲工廠多l/3，而且在運輸這些產品的過程中產生了更多的二氧化碳。

    WWF全球政策顧問Dennis Pamlin認為“中國進口的大部分自然資源是以增值產品的形式再次出口，由于中國和印度公司為瑞典人生產消費品，瑞典已經將自己的碳排放減少了10%”。WWF在2007年4月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中還指出：“全球消費者，特別是發達國家消費者，對中國在海外日漸增長的生態影響負有責任，中國不是其生態足印唯一的責任方”。

    據國際能源機構統計，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中，有1/3的碳排放量來自為外國消費者生產產品過程中。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 ai fan g.c om

    另有資料顯示，美國進口產品中所謂的碳內含排放量在1997至2004年間差不多翻了一番。2004年，美國進口產品所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達18億t，相當于該國2004年碳排放量的30%，這些產品中有許多來自中國。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如果在美國本土生產，那么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增加3%～6%。中國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的7%～14%是為美國消費者提供產品而產生的。
    日本京都造型藝術大學教授竹村真一在《呼聲月刊》撰文指出“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國”“產生這些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獨自承擔了世界范圍內相當比例的制造業生產”、“單純地將責任歸咎于中國，無益于問題的解決”。關于中國的碳排放和貿易及投資的關系，他認為，要考慮“碳連鎖”的問題。以鋼鐵產品為例，日本企業為躲避國內的碳稅，到中國等沒有碳排放限制的國家投資或生產，又從這些國家進口粗鋼回日本精煉，生產粗鋼的所有過程排放都被轉移到了中國。最終的結果是雖然日本國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但對中國及整個地球來說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還是在增加的。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 o m

    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對過去10年中國的木材消費進行了調查，指出“過去10年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林產品進口國和消耗國，刺激了更多非法采伐和森林破壞的發生。但與此同時，林產品出口量呈現了比國內消耗量更迅速的增長，使中國成為膠合板、家具和紙張生產的世界工廠。發達國家對中國廉價產品的需求帶動了中國的林產品生產，驅使中國進口更多的木材。如果說中國對木材的需求加深了全球的森林危機，歐美日等國同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據易碳家期刊了解到，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從“內涵能源”的角度揭示了中國貿易出口與溫室氣體排放的關系：無論從絕對值還是從增長速度看，外貿進出口背后的內涵能源都是相當大的。近年來，中國已經成為內涵能源的凈出口國。據測算，從2001年到2006年，中國凈出口內涵能源從217Mt Coe（標煤）標煤增長到668Mt Coe，呈相對穩定的快速增長趨勢。其中，2002年中國內涵能源凈出口總量大約是205Mt Coe，占當年一次能源消費的16.5%。同年，中國出口的內涵能源對應的是238Mt碳，進口的內涵能源對應的是70Mt碳，相當于在國內凈排放168Mt碳；2004年，中國出口的內涵能源對應的是462Mt碳，進口的內涵能源對應的是140Mt碳，相當于在國內凈排放322Mt碳。內涵能源出口主要流向美國和日本，凈出口都在0.7Mt標煤以上，二者相加約占凈出口內涵能源總量的60%。從部門分析來看，一些傳統的出口優勢部門由于出口總量較大因而位居內涵能源出口的前列。在出口貿易總額中占前三位的服裝及其他纖維制品制造、儀器儀表文化辦公用機械、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也是出口內涵能源最多的部門。以2002年為例，三行業分別占內涵能源出口量的13.4%、12.3%和12.5%。此外，化學原料及制品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盡管在貿易總額中所占比例不高，分別為3.5%和1%，但其出口商品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產品，在內涵能源出口中的比例分別為7.1%和2.3%，大大高于其貿易額的比例，如果扣除進口中間產品的影響，比例進一步提高，分別為8.0%和2.8%，這說明加工出口能源密集型產品主要消耗國內的原材料，對國內能源和環境影響較大。能源消耗的同時會造成大量的污染物和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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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根據公式“碳排放增長=能源使用量及人口等的增長+能源效率+貿易”分析和計算后發現，中國約1/4的碳排放來源于貿易順差。

    總而言之，上述研究不管是從“內含能源”的角度，還是從“出口碳”、“出口排放”、“碳連鎖”等其他角度，都揭示出如下事實：第一，貿易會導致“碳泄漏”。發達國家將高污染、高能耗及資源型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再從這些國家進口低附加值產品或半成品，這樣雖然可以減少發達國家自己的排放量，實現他們單個的排放目標，但發展中國家及全球的碳排放總量卻增加了。第二，中國由于貿易順差所導致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是顯著的，絕對不能忽視。隨著大量“中國制造”走向世界，中國也直接或間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資源，這些產品的生產和加工使中國碳排放大幅增長，占有很大份額，必須引起注意。第三，西方消費需求加劇了中國碳排放增長。近年來中國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長，不僅是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膨脹的結果，更是國外市場的消費需求拉動所引起的貨物出口迅速增加所致。
三、誰該為中國的碳排放增長負責任？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啟示：一是，中國的碳排放增長不僅要考慮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因素，更要考慮現代貿易和投資引發的轉移性因素；二是，“碳出口”逐漸增加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國氣候變化政府談判人員的高度重視，國際全球貿易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碳足印也是世界性的，僅僅關注國界內的排放問題可能會丟失很多利益；三是，中國出口產品消費者對中國的碳排放增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此，未來，中國需要：

    第一、在后京都進程談判中，重新界定溫室氣體排放的現代責任，減少我減排義務和壓力。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的歷史時期，隨著經濟規模擴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這一階段資源需求總量和消耗強度在較長時期保持較高水平，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屬于“生存和發展排放”。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碳排放植根于經由貿易在全球流通的商品之中。全球尤其是發達國家對中國生產的日用品和工業制成品需求是剛性的。只要這部分需求依然存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碳排放就屬于“必須排放”。而且這些增加的排放是發達國家造成的，應該由這些出口產品的消費者負責。換句話說，中國的這部分碳排放“消費量”應由中國產品貿易國負責和埋單。這一點應成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后京都談判中與發達國家進行談判的重要砝碼之一。要繼續進行這方面的深入研究，以為談判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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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開展“環境、貿易和氣候變化的關系研究”和“節能減排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協同效應研究”，完善節能減排方案和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貿易順差不僅導致了“碳”大量出口，同時也出口了環境資源；中國的國內節能減排工作已經為溫室氣體排放作出了巨大貢獻。據國家發改委數據，為實現“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截至2007年12月27日，中國已關停小火電機組總14.38GW，這些機組關停后，每年將減少原煤消耗1880萬t，減少二氧化硫排放0.29Mt，減少二氧化碳排放37.6Mt。因此，中國要深入開展這兩方面的研究，要將中國自己的節能減排等內在需求，轉化為需擔當的國際責任，把氣候政策與國家發展目標有機結合起來，在發展中尋求減排，減少我溫室氣體減排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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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建議以環保手段“綠化”貿易增長，使用出口環境稅、產品和行業準出制度、綠色投資等手段，構建綠色貿易體系，限制高耗能、高排放產品和行業的出口，減少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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