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碳市場機制運行的是“喜憂參半”

　　2016年本該是國際碳市場揚帆起航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巴黎協定》超預期滿足“雙55”的條件順利生效，創造了聯合國成立以來國際條約締結史上的最快紀錄，全球低碳轉型充上了滿滿的“正能量”，國際合作的市場或非市場機制仿佛箭在弦上。在以往的“京都三機制”——聯合履行（JI，《京都議定書》第六條）、清潔發展機制（CDM，《京都議定書》第十二條）和排放貿易（ET，《京都議定書》第十七條）——之外，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第39屆全會通過了從2020年到2035年分三個階段逐步實施國際民航業減排市場機制的決議，以實現2020年后國際航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零增長的目標，從行業層面首開先河，奏響了國際碳市場的序曲。

 

　　馬拉喀什氣候大會（COP22）確立了《巴黎協定》第六條有關市場機制談判的時間表，計劃在2018年（COP24）完成“可持續發展機制（SDM）”和“國際減排成果轉讓”（ITMO）的規則、模式、程序或指南的設計，前者相當于啟動一個新的、更大范圍的CDM機制，后者相當于更全面、更有雄心的全球區域間市場的互聯互通。

 

　　事實上，碳市場的創新正在自下而上地推動，目前已共有40個國家和超過20個次國家地區實行碳定價政策，覆蓋約37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約占全球年排放量的11%。全球已啟動碳市場的國家和區域包括中國七省市碳交易試點，美國加州和東部九個州（RGGI，區域溫室氣體減排行動），加拿大魁北克，日本東京、京都和埼玉縣，以及歐盟、瑞士、新西蘭、韓國和哈薩克斯坦，共有17個相對獨立的市場。

 

　　中國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也將在2017年正式啟動，盡管國家發展改革委將這一階段定義為國家碳市場發展的“初級階段”，啟動方案基調穩妥，但被視為未來全球最大國家級市場的中國碳市，一舉一動都備受矚目。亞洲碳市場聯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碳市場互聯互通等區域合作的設想和方案也被陸續提出，更宏大的圖景正在逐步展開。據世界銀行測算，2020年全球碳市場規模約為3.5萬億美元，未來將有可能超越國際石油市場成為第一大能源和環境權益類衍生品市場。

 

　　但2016年也是“黑天鵝”漫天飛舞的一年。首先是英國公投脫歐引發迄今規模最大的、具有標桿意義的歐盟碳市場價格進一步下跌，從6月23日公投后5天內，歐盟碳配額（EUA）跌幅達17%，甚至超過英鎊本身的跌幅。英國一直是歐盟碳交易的中心，目前位于倫敦的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權交易平臺洲際交易所（ICE）是歐盟碳市場最主要的碳衍生品交易平臺和碳配額拍賣平臺。隨著脫歐進程的啟動，英國的碳金融“江湖地位”也將受到撼動，對正在改革中、本就毀譽參半的歐盟碳市場也不啻是沉重一擊。但更讓人瘋狂的是美國大選，唐納德˙特朗普在競選中多次提及要退出《巴黎協定》（最快耗時4年），甚至尋求直接退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最快耗時1年），這為準備“擼起袖子”大干一場的國際碳市場當頭澆了一盆冷水。

 

　　從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優先”的能源計劃來看，要實施制造業復興、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勢必尋求更低廉的能源成本和更寬松的環境管制，美國“氣候紙牌屋”這一季必然是黯淡收場。這已經不是美國第一次采取如此“任性”的行為，2001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就宣布了“退出”《京都議定書》，如今歷史很可能重蹈覆轍。盡管事過境遷，《巴黎協定》下的一國實施國家自主貢獻并不受他國不作為的影響，美國的市場地位的重要性也因其年排放占比相較于彼時的下降而有所減弱，但從當前全球治理的局勢看，少了美國參與的全球碳市場機制預期必然大不如前。

 

　　面對前路的種種不確定性，各方更加關注中國發揮的作用，希望中國能擔當起“氣候領導者”的角色，這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和期待。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主旨演講中就明確回應道：“要堅持多邊主義，維護多邊體制權威性和有效性。要踐行承諾、遵守規則，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取舍或選擇。《巴黎協定》符合全球發展大方向，成果來之不易，應該共同堅守，不能輕言放棄。這是我們對子孫后代必須擔負的責任！”盡管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面臨世界局勢復雜因素和國內經濟新常態的雙重挑戰，在2017年啟動的時機未必是最好的、啟動的條件也未必是圓滿的，但這項機制的推動展現了中國堅定綠色低碳發展的信心，也關系著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從更長遠的時間看，國際間碳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動、綠色市場的互聯互通是可以預見的，國際碳市場機制的發展就快要步入一個臨界點，其正向的、效益的一面正在逐步顯現。

 

　　作者為國家發展改革委氣候戰略中心國際部主任、清華大學現代管理中心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