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選擇

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轉型，完全不同于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階段的轉型，此時的內外部環境已經發生根本變化，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必須調整發展戰略，并采取綜合性的對策思路。

　　第一，將經濟增長速度降到合理區間，促進中國由高速、粗放型增長向均衡增長、可持續發展轉變。顯然，當年發達國家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模式不可復制，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道路也難以為繼。長期以來，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過多地擠占了經濟社會和環境資源，使得中國很難實現發展方式轉變。今后，要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出口，過度依賴工業增長，過度依賴物質資源消耗，當務之急是要下決心調低經濟增長速度，將發展資源更多地用于經濟社會結構轉型，培養結構性增長動力，支持需求結構調整，實現由外需導向、生產型結構向內需導向、消費型結構轉換;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將發展資源更多地用于發展服務業，實現產業結構由以工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轉變;支持資源要素結構配置和調整，將發展資源更多地用于開發新技術，降低物耗、能耗和環境成本等方面，最終使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進步的集約型轉化;支持推進城鎮化，實現社會結構由向市民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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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要為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培養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促進中國由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過渡。無論是當前還是未來，擴大內需開拓國內消費市場，建立“消費型社會”，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所在。當前，拓展和擴大國內消費市場有三條途徑：

　　一是大力培養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中產階層)。從日本、韓國的經驗看，它們在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之前，中產階級群體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當前中國中產階層占人口比重明顯偏低，要將中國的中產階層提升到70%以上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今后，必須加快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不斷減少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要讓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既快于政府和企業所得增長，又快于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應充分利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給人民創造更多的增收機會，不斷減少貧困人口群體，增加和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使得中等收入者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的主體，成為擴大內需、拉動社會消費的主要力量和穩定社會的中堅群體。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om

　　二是加快推進城鎮化。如前所述，跨入高收入國家的第二個標志是城市化率超過70%。目前中國城市化率只有49.68%，其中還包括2.2億人未落戶城鎮的農民工，屬于典型的城市化滯后型經濟。當前，要協調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系，消化過多的工業產能，就必須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同時，要提高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也需要農民進城集聚。同工業化相比，城鎮化能創造需求，而工業化創造供給。今后，要通過制度變遷盡快促進農民進城落戶，農民市民化的過程，對擴大內需會產生兩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方面農民轉市民能帶來巨量消費，另一方面會對城鎮基礎設施和服務業帶來巨大需求。今后5～10年，中國城鎮化的重點應該是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加強和完善這些城鎮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其人口承載能力，增加對農民的吸引力。

　　三是著力提高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要消化巨大的工業產能，僅僅依靠城市居民和發達地區是不夠的，必須培養和不斷提高欠發達地區和農民的消費能力。可通過以下渠道來實現：其一，政府要向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增加大量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取消自籌配套資金，改善那里的生產生活條件，降低消費成本。其二，支持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居民增加收入，一方面鼓勵他們積極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幫助他們發展致富產業;另一方面還要繼續對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增加轉移支付。其三。健全欠發達地區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從就學、就醫、養老、救助等方面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第三，加快改造傳統產業，支持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促進中國經濟實現高端化、低碳化發展。

　　一是調整產業結構，不斷提高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凡是高收入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都在60%以上，美歐許多國家達到70%以上。因此，服務業快速發展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為適應建立消費型社會創造供給條件。除了推進城鎮化之外，還應營造有利于服務業快速發展的環境，既促進服務業不斷擴大規模，又支持服務業調整和優化內部結構。要從政策和體制改革上支持金融服務業、現代物流業、高技術服務業、高端商務服務業更快發展。要放寬壟斷性服務行業的準入限制，鼓勵民營企業進入電信、鐵路、航空、金融、教育、醫療以及文化等行業，盡量形成多元化的市場發展主體。今后，為順應人口不斷向城鎮集聚的趨勢，應統籌協調城鄉服務業發展關系，實現城鄉服務業一體化發展，中國各級政府應該拿出像發展制造業那樣的積極性，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支持面向城鄉居民生活的商貿服務、旅游服務、家政服務以及文化服務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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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改變中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斷降低低端領域和環節的產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和高技術含量的產出量。在農業發展方面，大力發展高附加值、低殘留、優質的農產品生產，不斷提高農產品加工特別是精深加工比重。在發展消費品工業方面，應利用信息、生物、節能降耗、新材料等先進適用技術改造現有工業，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發展自主品牌。在裝備制造業方面，要以高端化、精細化、信息化為方向，組織國家重大科技研究，實現關鍵核心部件和基礎制造工藝的本土化，支持發展高檔數控機床、工程機械、軌道交通設備、節能環保設備、特高壓輸變電設備、節能高效農業機械等。

　　三是大力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促進經濟發展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中國產業結構從重化工業化向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進而向知識技術密集化方向發展的關鍵所在，是實現產業發展低碳化、綠色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支撐。今后，應充分利用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14]革新產業結構，調集社會力量，集中優勢科技資源，積極推進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的發展。重構國家創新體系，制定財稅、金融以及市場準入等支持政策，強化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建設，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專項基金，實施重大產業創新發展工程，組織實施重大產業應用示范工程，向關鍵產業領域投資，向研究開發投資，向科技成果推廣投資。用3～5年時間，爭取在上述產業的重點行業和核心技術、重大技術裝備等領域取得新突破。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om

　　四是積極推動能源供求結構調整。要放棄高碳發展道路，必須進行一場新的能源革命，著手研究、推廣提高能源效率的技術和低碳技術，為低碳式增長提供資金、技術和制度援助。積極改變能源供給結構，不斷降低化石能源的供給比重，鼓勵向高效可持續能源領域投資，支持綠色能源技術革命，不斷擴大生物質能源、風能、太陽能以及地熱等的供給總量。引導需求結構變革，支持節能降耗，堅決淘汰落后產能，充分利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包括稅收政策、碳排放標準、用電門檻、市場準入等，提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發展成本，將電力、煤炭、鋼鐵、水泥、有色、焦炭、造紙、制革、印染等重點行業的落后產能擠出市場。

　　第四，改變貿易結構方式，促進中國從出口導向向對外投資轉變，從出口低端產品向出口高端產品轉變。在中國產業走高端化、細分化之路的過程中，中國應該逐漸減少低端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高、輻射帶動能力強的高端產品出口。同時，利用多年積累起來的資金和人力資本優勢，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自身的產業生產技術體系和國際商業銷售網絡體系。因此，要加快資本流出的市場化進程，取消對私人資本流出的限制，允許并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圍繞資本流出的市場化，政府應提供便利化服務，并進行必要的管理。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_交^易=網 tan pa i fa ng . c om

　　第五，加快推進體制改革，為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結構轉型創造制度條件。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意味著經濟增長新動力的獲取必須進行制度創新。中國正處于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大變遷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城市人口占全社會人口比重將由少變多、中等收入者占全社會比重由少變多、國內消費占GDP比重由少變多。目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管理體制更多的是適應“三少型”社會，為實現向“三多型”社會的轉型，必須加快體制改革，從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體制以及其他體制方面，清理和消除影響甚至阻礙經濟社會結構轉變、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加快干部考核制度、財稅體制、金融體制、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城鄉二元體制、國有企業體制、對外貿易和投資體制、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要素市場、人才培育和引進機制等方面的改革，鼓勵社會創新，支持企業技術進步，引導經濟增長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擴張實現，依靠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實現。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ai fan 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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