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麒敏：我國提前達峰和碳中和愿景的政策及市場啟示

2020年10月14日-16日，2020北京國際風能大會暨展覽會（CWP 2020）在北京新國展隆重召開。作為全球風電行業年度最大的盛會之一，這場由百余名演講嘉賓和數千名國內外參會代表共同參與的風能盛會，再次登陸北京，本屆大會以“引領綠色復蘇，構筑更好未來”為主題，聚焦中國能源革命的未來。

 

在14日下午召開的新能源行業助推綠色發展分論壇上。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與國際合作中心（NCSC）戰略規劃研究部主任柴麒敏作為代表發言。

 

以下為發言實錄：

 

柴麒敏：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這項工作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一直是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實際上從90年代以來歷任領導人都參與氣候變化的相關工作，應該是非常建設性的推動了氣候治理多邊進程的整體進展，從90年代氣候變化的第一個公約，92年達成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就是我們時任總理李鵬來簽署的，之后包括朱鎔基總理、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李克強總理，特別是我們總書記從十八大之后非常關心氣候變化，既提出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等一系列的講話，同時在氣候變化領域積極推動，而且親身參與多項活動，特別是在2015年與其他國家一道推動了《巴黎協定》的達成，并在2016年我們的主場外交，杭州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向聯合國遞交了我們批準《巴黎協定》的國書，在這樣的背景下，《巴黎協定》當時約定在2015年提交第一輪的國家自主貢獻，大家可能比較熟知的當時提出來在2030年左右要達到溫室氣體排放的峰值，在這之后又約定了每五年來提交一次新的目標，同時在2020年要提交到本世紀中葉的，這也就是我們這次提出2060年“碳中和”的一個大的背景，提出來到本世紀中葉的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它不僅僅是一個應對氣候變化的事情，同樣也是一個國家發展戰略。

 

這個目標實際經歷了非常長的醞釀過程，在《巴黎協定》達成之前，中國非常積極的參與這個進程，同時跟大國之間進行了非常多的元首外交，來積極推動在這個發展問題上，因為我們知道氣候變化如果從經濟學的意義上來講它是一個外部性的問題，需要全球各國來攜手合作，而不僅僅是一個國家來單獨面對。

 

在2014年第一次的中美元首的聲明當中我們提出了到2030年的目標，而且在此后跟中美、中法、中歐等等相關聲明當中進一步明確了我們到2030年的國家自主貢獻，當時提出來的目標也是基于當時我們的國情發展階段，以及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提出來的，到2030年左右溫室氣體排放達峰，同時我們的碳強度相比于2005年下降66%到65%，而且還包含了一個跟能源直接相關的目標，就是非化石能源到2030年左右要達到20%左右等等一系列的目標，同時在這些合作機制當中也跟歐盟，跟當時的美國政府，一起提出了具有顯示度的目標。

 

2015年我們在達成了《巴黎協定》當中提出了全人類來共同面對氣候變化挑戰，應對的行動和國際合作的方案的一些措施，整個《巴黎協定》非常復雜，它有七八十頁的國際，非常繁復的國際條文所組成，但是如果我們把它干貨提煉出來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張表，幾乎跟我們國家的戰略規劃相對比較類似，首先一個目標，就是要在本世紀中葉，到本世紀末將溫生控制在相比于工業革命前大致上也就是1750年到1850年那個時候的平均溫度水平，我們2020年今年的溫生實際上相對于1750年已經上升了1.1度左右，所以如果我們要把它控制在2度，努力控制在1.5度以內，實際上留給我們的空間非常少，而且這項行動也是非常緊迫。

 

在這個之后提出了幾項重點任務，就是到底在這個目標下我們要做哪些工作，有兩大方面，第一個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盡快達到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的峰值，第二個是碳中和或者凈零排放，所以在本世紀下葉全球要實現“碳中和”，在這個命題下，科學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論證，在2018年IPCC出臺了1.5度的特別報告，提出來要將人類的生態系統的受氣候變化的影響降到可控制或可承受的范圍，人類可能要盡力實現1.5度以下的這么一個目標，這樣的話實際上就要求我們全球大概是在本世紀中葉就要盡快實現凈零排放，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實際上全球都在醞釀關于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的戰略。

 

目前為止除了中國之外也有大量的工業化國家，也包括一部分的新興經濟體，都提出到本世紀中葉也就是2050年左右，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表的目標，特別以歐盟為代表的，提出了綠色新政，歐盟、英國，這里面也包含部分發展中國家，比如說南非，也提出來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氣候大會之前，全球所有的將近兩百個國家要把到本世紀中葉的長期戰略都提出來，所以這也是中國在這個階段特別是在面臨全球性的像疫情這樣的重大挑戰前，從擔當國際責任出發提出來這樣一個政策命題。

 

在《巴黎協定》達成之后實際上全球也面臨著一些逆全球化的單邊主義的挑戰，特別是美國為代表的這些國家，實際上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也有搖擺和退步，美國在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但是《巴黎協定》給他們設置了一個美國人特色的機制，就是他們要花四年左右的時間，才能真正退出《巴黎協定》，這樣的話剛好是美國人的一個任期，也就是說它真正要退出《巴黎協定》大概就是在今年的11月4號，我們知道美國的大選結果11月3號就出來了，所以究竟美國能不能從程序上真正退出《巴黎協定》，我們還拭目以待，這當中也發生了一些其他的相關的問題，比如說法國的黃馬甲事件也是跟我們這個法國要在燃油稅當中增加碳稅的比重有關系，包括在二十國集團當中，經常出現的一些19比1的情況，實際上都展現了我們在這一輪大的國際氣候治理或者是全球治理的這么一個背景下，面臨的人類普遍性的這種挑戰，包括我們現在遇到的新冠肺炎。

 

當然也有一些好消息，比如說在2018年我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頒給了研究氣候變化經濟學的人，整個全球綠色發展的潮流并沒有止步，在這個大時代，這個背后有非常多新的發展思想的涌現，包括有理論層面的，也有技術層面的，全球環境的這種變化，首先是對很多全球秩序在變化的這種認識，第二個特別是以能源，能源技術，新一代能源技術，能源革命為特征的新的這種產業技術革命、科技革命所帶來的這種變化。第三個也是跟我們現在大的發展潮流有關的，像一些數字化的技術等等，對塑造我們下一階段的社會形態的變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整個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非常強有力的動力。

 

我們現在熟悉的新能源領域，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就是來自于整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這種低碳革命，全球除了公共部門，就政府在推動這項工作以外，私營部門已經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整個全球的市場發展已經處在一個臨界點上，我們看看這幾組簡單的數據就能勾勒出全球在綠色低碳這個市場上的規模。

 

第一個是去年全球清潔能源主要就是可再生能源，它的投資超過了3600億美元，實際已經連續6年超過3000億美元了，中國已經連續11年位列全球第一，我們的連續5年超過了，投資超過了1000億美元，還有一組數據就除了裝機量、發電量投資之外就是我們的專利數，我們去年的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專利數占到了全球的51%，我們的累計專利數已經超過了30%幾，遠遠高于第二名的美國13%，所以可再生能源領域，新能源領域，很可能成為中國繼5G以后一個具有全球領先性的引領性的這么一個行業。

 

第二個是我們在金融領域，國外把它叫做綠色債券，主要是指氣候債券，這個氣候債券去年的發行規模超過了1700億美元，中國和美國是數一數二的，一直是這個領域近幾年來發展的龍頭。

 

第三個就是跟我們氣候變化直接相關的碳市場，全球碳市場去年的規模超過了1900億歐元，為什么用歐元來定價？其他兩個都是用美元定價的，因為這個歐洲市場，歐洲碳市場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場，如果這個市場，這個中國是第一大市場的話，那這個市場可能就是以人民幣來定價，所以對我們整個國家的，不管是從應對氣候變化這個本身，能源發展，還有包括金融行業，實際上都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目前中國是僅次于歐洲和北美的第三大市場，美國雖然退出《巴黎協定》，但市場仍然非常繁榮，北美市場現在還占到全球的百分之二十幾，所以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發展的市場，我們國內也做過比較細的測算，應對氣候變化之前2030年國家自主貢獻的提出背后是帶來非常多的綠色低碳的投資，這不僅僅是在適應領域，大頭都是在能源供給，能源供給以及相關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樣的在能效其他領域，包括適應領域，人體健康、生態系統、水資源等等相關領域都有非常多的投入，到2030年我們的總投資大概是在56萬億元左右，這個數據也在中國對聯合國的信息通報上，年均每年大概投入3.7萬億，相當于目前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6%左右，是一個非常顯著的數據，在財政的公共投入方面，每年我們差不多國家的財政當中有2.5%是投入在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領域，應該說同樣也是撬動了非常多的私營部門的資金用來應對氣候變化。

 

我們看看中國在這個階段提出到本世紀中葉的目標跟我們整個國家十九大提出的兩個階段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這個進程有什么關系，首先來看一個大的背景，就是中國在決策的時候，中國很快在社會發展方面有一個大的變化，這個大的變化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來看。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人口，我們人口很快就會被印度超越，印度會成為全球第一大的人口大國，我們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很多年，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中國人口的結構，老齡化的進程也非常地快，我們十四五可能就會進入到一個中度老齡化的社會，到2030年到2050年可能這樣的結構會繼續的加重，這也是很多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的特征，這種人口總量和結構的變化實際上會極大的改變我們整個社會產業以及產業結構的形態，社會發展的形態，我們以往倚重于人口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的產業，實際上在后期隨著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經濟，幾乎所有的對經濟預測的大機構，比如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等，包括一些主流的智庫，幾乎無一例外的認為中國的經濟會在2030年左右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這個經濟體并不表示說它是一個強國，但同樣的它是一個國家實力的非常大的表征，這個形態，特別是到2050年我們建成現代化強國，我們國家在整個發展形態上同樣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下一階段我們的增長動力來自于哪，還是原來的這個傳統的比如說重化工業，還是寄希望于一些中高端的新興的這種產業，比如像新能源，以及新能源與信息化技術相結合的誕生出來的新的戰略性的這種產業。

 

第三個就是跟我們直接相關的能源和排放，實際上中國在過去改革開放的這個40多年時間里，經歷了快速的增長，同樣也伴隨著能源消費和排放的增長，下一階段中國將逐步從高速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樣的也帶來能源和電力從原來的中高速發展開始進入到一個中低速發展的這么一個階段，增量相對來說小了，但其實它的存量以及本身帶來的這個總的系統的總量并不小，這個系統如何進行一些系統性的變革，高質量的躍遷，實際上也是下一個階段發展的命題，當然背后帶來的就是整個排放結構，排放形式的變化。

 

《巴黎協定》大量的科學機構對全球做測算，對中國同樣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如果我們按照巴黎協定2度或者1.5度的目標來實施的話，到底在什么時間階段能夠實現“碳中和”，中國的碳排放預算、碳排放總量大概是多少，也有不少科學方面的論證，大致上目前不同的方案，它的階段聚集在，如果我們要實現2度的話，我們必須要在2065年以及到本世紀末盡早實現“碳中和”，對中國來說，1.5度下我們要在2050年到2075年盡早實現“碳中和”，在今年9月份中歐的峰會上，當時歐盟與中國磋商的幾項重要議題之一，甚至說是首要議題之一就是關于氣候變化，提出來要求中國提高國家自主貢獻的力度，在2060年左右能夠實現“碳中和”，同時還提出來比如說要停止投資煤電等等一系列的要求，而且它在歐盟的綠色新政當中還專門提出來一項措施，叫碳邊境調節機制或者就叫碳關稅，如果像中國這樣的全球的排放大國如果不采取積極有力的措施的話，歐盟會考慮在它的貿易機制當中設定碳關稅來對相對排放比較高的行業征收碳稅，實際上歐盟在早期特別是在航空領域已經提出過類似這樣的動議，要求非臨所有歐盟境內的航空公司要支付碳稅，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黨中央、國務院的英明決策下，提出了我們兩個階段的目標。

 

第一個階段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大家不要看這只是一個詞的變化，從原來的左右變成到前，2030年左右可以2025年也是可以，如果我們現在是前的話，最晚就是要到2029年就要達到峰值，相比于之前它的這個空間是縮小了，就是我們在達峰的整個步驟進程上要大幅的加快。

 

第二個就是努力提出來一個新的目標，爭取實現2060年前“碳中和”這么一個長期的愿景，這應該說對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將帶來一個劇變，從2030年我們達到排放的最高點，到2060年我們實現“碳中和”，也就是說在不到30年左右的時間要實現我們從最高峰減到最低點，我們知道發達國家，西方的工業化國家，達到峰值大概是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比如說歐盟整體是在1979年，像英國、法國大概是在1973年左右，德國也是在1979年達到的溫室氣體排放的峰值，他們承諾的是到本世紀中葉也就是2050年前實現氣候中和，這樣給予他們從最高點到最低點的時間實際上是將近70年的時間，我們只有30年不到的時間，所以對我們來說這個挑戰同樣也是巨大的，這要求不僅僅是我們最為核心的能源系統，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可能都要出現一些顛覆性突破性的變革，才能夠真正實現我們在2060年，在我們本世紀中葉2050年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之后，大概10年左右的時間，能夠實現這么一個偉大的目標。

 

這個目標在此前就有非常多理論基礎的創新，特別是從我們的總書記的思想當中，包括外交思想，從國際的大局，包括國內的生態文明思想和經濟思想當中，都有非常多的理論性的這種創新和支撐，跟我們現階段高質量發展和到2050年長期的發展的戰略是高度吻合的，也是推動倒逼我們現階段產業向中高端發展，經濟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一個非常有力的措施，實際上也是敦促在座的很多產業界的同仁能夠抓住這次全球科技、產業和能源的革命，能夠急流勇進，真正實現中國在這個領域的大發展。

 

2060年“碳中和”到底意味著什么，到2060年“碳中和”還是有不同的技術選擇或者實現路徑的方案，我們既可以選擇現階段，整個能源產業發展在現階段有一個比較快速的轉型，也可以選擇在稍晚期間進行更加急劇尖銳的轉型，迅速的這種轉型。但實際上對中國來說雖然存在著一定的范圍，但真正要在30年時間實現從排放峰值到“碳中和”，國際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有我們可以借鑒和參考的先例，所以對我們的挑戰是非常大的，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科學性的研究，是對中國全經濟范圍溫室氣體排放的分析，我們也看到如果我們要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話，在2040年左右就不再會有不裝CCUS的化石能源的消費，在2050年左右可能留給整個能源系統排放的空間可能是現在的五分之一不到，到2060年整個電力系統和能源系統可能就要實現凈零，要把碳匯和一部分碳移除的空間，留給相對來說技術上還比較難解決的工業過程二氧化碳排放和非二氧化碳的溫室氣體排放，所以能源系統要在這個過程中發生非常大的躍遷和變化，大部分的研究都指明到2050年左右我們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當中的占比可能要達到75%到80%左右，當然也有不同的技術組合，但在這方面要求還是非常明顯，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向于此。

 

那我們如何來實現“碳中和”，實際上有一些路徑，到2060年還是相對長期的，中長期的發展，還是需要給予比較大的后續的改善空間，大致上有這么幾項措施：一項就是可持續能源消費，整個中端部門、建筑、交通、工業等等這些部門的一些新的發展，用能方式新的發展。第二個就是電力部門的脫碳，電力部門脫碳既包括整個結構的變化，也包括一些新的碳移除技術的應用，第三個就是電氣化，實際上跟我們第一個可持續能源消費是緊密相關的，電力系統在未來整個能源使用的形態當中所占的比重會越來越高，電氣化的程度在工業、建筑、交通這些終端用能部門都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當然還有一個補充性的支撐性的一項用能方式就是氫能，也會在這當中有長足的發展，此外還包括碳匯等等這些的發展技術，比如說我們煉鋼以前主要還是應用焦炭，現在主要用新興的像氫還原等等技術來推動。

 

當然“碳中和”發展所帶來的產業變革的機遇之外，在全球，特別是我們在倡導的“一帶一路”上也會發生革命性的天翻地覆的能源系統的變革，特別是我們倡導的“一帶一路”的機制當中，它的能源結構也會隨著中國能源結構的變革帶來非常大的變化，這當中有非常多基礎設施建設，裝備制造，產業發展的大量的機遇，是我們新能源企業可以關注的。

 

最后提幾點簡單的建議，第一，我們整個新能源企業在面臨這樣的發展機遇和發展前景前也要思考整個國家發展的大勢或者全球發展的這種潮流的大勢到底是在哪，總書記這次也說，我們要反思以前的發展道路，不要走老路，而是要實現綠色復蘇，走新增長的這種道路，這可能是我們下一階段要實施的，從國家要實施的，昨天韓副總理專門講了氣候變化這塊下一階段的工作，要實施達峰行動計劃全國的，也就是要在2030年前實現提前達峰，這個是要求從國家重點的部門和行業，特別是高耗能的部門和行業，以及地方一個普遍性的這種達峰的要求，各個行業可能都會制訂達峰行動計劃，同樣在我們能源領域也是非常重要，能源和電力領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我們還要助力，實際上我們這個新能源企業能在這當中發揮非常強的甚至是決定性的支撐性的作用，就是我們“碳中和”國家的建設，對于中遠期的發展實際上能源結構大的這種躍遷變化，需要新能源發揮核心作用。

 

第二，就是如何運用市場機制，企業更多的是通過市場機制來發揮作用，來推動我們整個國家氣候治理，我們以前可能更多的依賴行政手段，依賴補貼，依賴這類的政策為主，但下一步可能有一個市場化的發展，不管是在電力領域的改革還是后期，要更多的運用我們比如像碳市場等等相關的這種機制。

 

第三，如何去推動高質量的發展，特別是在現階段，中國實際上面臨經濟下行、就業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如果我們在產業發展中能夠更多的去關注增加這種綠色供給、就業、投資，能夠加快這種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創新，實際上能給國家高質量發展帶來非常大的這種助力。

 

最后也是我們近階段正在籌劃的，就是我們在做十四五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專項規劃，我們也希望在十二五和十三五的這個基礎上推動一些新的試點示范的工程和項目，包括國家前一階段提出來的兩新一重，特別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會給我們整個社會像低碳低排放甚至零碳“碳中和”轉和起到非常大的支撐作用，以上是一些初步的建議跟大家探討，非常謝謝大家的關注。

 

（根據速記整理，未經本人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