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經濟學：反推式變革的七個思考

 

到目前為止，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效果有限，或者說和理想的要求相距甚遠。為什么是這樣？人口老齡化促進機器替代人的創新，為什么氣候問題沒有促進減排的創新？一個關鍵因素是所謂的負外部性：碳排放經濟活動讓私人受益，由此帶來的氣候變化和空氣污染等損害由全體社會承擔。這種負外部性使得自由市場形成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不符合社會利益，體現為化石能源的市場價格太低、消費量太高。

 

人類經濟活動有很多外部性，大部分的外部性是局部的，在一定范圍之內，比如金融風險，比如土壤污染。但氣候變化是全球性的，影響所有國家和人群。一個可比的例子是應對新冠病毒，接種疫苗不僅保護自己，也限制病毒的傳播，后者具有全球性的正外部性。每個國家接種率達到70-80%就可能達到全球的群體免疫，如果只顧自己，單個國家即使100%人群接種也難以保證根除疫情，因為其他國家的病毒傳播可能導致病毒變異，使得疫苗失效。

 

但應對氣候變化和控制疫情相比有一個重要差異，后者的影響是當下的、效果也比較明確，前者涉及的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的影響，效果的體現形式和程度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種跨時空的負外部性使得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私人部門參與的動力尤其小，自由市場調節機制作用很有限，糾正外部性是實現碳中和的關鍵。

 

那怎么糾正負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預。一個關鍵的概念是碳價格，衡量的是碳排放的社會成本，其作用機制是通過付費把碳排放的社會成本轉為使用者成本，促使經濟主體降低能耗，同時從化石能源向清潔和可再生能源轉換。相關的政策討論和執行涉及兩個問題：碳價格的水平和具體落實形式，兩者相互聯系但不是一回事。

 

理論上講，碳價格水平的確立應該基于碳的社會成本，需要把碳排放的長遠損害折現成當下的成本。但估算未來幾十年氣候變化的影響有很大不確定性，而貼現率反映的是社會在當代人與后代人利益之間的選擇，容易產生爭議。美國奧巴馬政府傾向使用的貼現率是3%，意味為了避免50年后一美元的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今天愿意付出0.22美元，為了避免100年后1美元的損失，今天愿意付出不足5美分。

 

由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倫敦經濟學院教授Stern在2006年主持撰寫的氣候變化問題評估報告，后來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經典之作，這份報告使用的貼現率比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Nordhaus教授使用的貼現率低，也就是賦予后代人利益更大的權重。按照Stern主張的貼現率，碳價約在每噸266美元，Nordhaus 的估算是37美元。奧巴馬政府的估算是每噸42美元，而特朗普政府的估算是每噸低于10美元。這些都顯示了估算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

 

碳價在執行層面有兩種形式：碳稅和碳交易形成的價格，前者是政府通過稅收直接設定一個碳價格，以彌補碳的市場價格的缺失，后者是創造一個交易市場，在政策設定的排放總量限制下由交易雙方形成價格（cap and trade）。兩者有各自的優劣勢。碳稅的優勢是透明、價格可預期，有利于經濟主體的長期規劃，但缺點是與減排目標的關系不直接、不穩定，也就是減排量的可預期性差。碳稅可以使用現有的征收機制，征收成本較低，但引進新稅種有社會接受度的問題。

 

碳交易涉及碳排放量許可設定和建立新的交易機制，量的可預期性比碳稅情形高，但價格的可預期性低。碳的交易價格受多重因素的影響，包括經濟周期和技術進步等。在經濟衰退時，碳排放需求下降，碳價格下降，經濟繁榮時，需求增加導致價格上升。碳交易的問題是，因為供給缺少彈性，需求端的所有沖擊的影響都落在價格上，價格波動容易過大，對企業等經濟主體的經營規劃產生大的沖擊。

 

碳稅和碳交易作為糾正外部性的工具，都有其價值，兩者之間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設計得當，兩者都可以發揮有效作用。難點是確定碳稅的水平和排放配額分配，太松難以起到約束和激勵作用，太緊對經濟活動的沖擊太高，根本的問題還是如前所述，賦予每一噸排放的碳以貨幣價格，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在碳中和目標確定的情況下，關鍵問題已經從評估氣候變化的長遠損害轉為如何有效、低成本實現目標。在成本-有效性分析框架下，碳價格如何確定呢？經濟主體的決策取決于化石能源與清潔能源使用成本的比較。使得清潔能源和化石能源成本相等的碳價，被稱為轉換價格或者平價，國際能源機構（IEA）就是使用轉換價格而不是傳統的碳價概念來描述碳中和的路徑。Bill Gates在最近出版的《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書中提出綠色溢價（green premium）的指標，綠色溢價實際上就是轉換價格的概念。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 ai fan 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