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何以驅動高質量發展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雙碳”成為關注度最高的話題之一。《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5%左右”，并指出“有序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

 

過去一年，中央層面成立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和《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相繼發布，“雙碳”工作頂層設計出臺，“1+N”政策體系穩步構建。

 

在“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下，如何正確認識“雙碳”目標的長期性并保持戰略定力，統籌好實現“雙碳”目標與經濟穩增長的關系？如何把握“雙碳”目標背后的重大戰略機遇？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今年“雙碳”工作又該如何規避風險、統籌推進？就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張永生。

 

“雙碳”和增長的關系本質是環境和增長的關系

 

記者：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該如何把握“雙碳”目標和穩增長目標之間的關系？

 

張永生：現在大家討論“雙碳”目標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更多是強調二者之間如何平衡。實際上，從新發展理念的角度看，應更側重于討論如何讓“雙碳”目標成為促進經濟增長或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力。

 

這取決于經濟增長的模式。如果經濟增長是工業革命后建立的高排放、高資源消耗的傳統增長模式，即“挖煤開礦辦工廠”，那“雙碳”無疑會阻礙經濟增長；如果是在綠色轉型模式下，發展理念、發展內容、資源概念、商業模式、企業組織模式和體制機制都不一樣，“雙碳”目標和增長之間就是相互促進的關系?，F在我們處在新舊模式的轉型期，如果站在舊的模式往后看“雙碳”，看到的就是挑戰和阻力；如果站在新的模式往前看，看到的就是機遇和動力。

 

“雙碳”和增長的關系，本質是環境和增長之間的關系。在理論上，過去一直認為二者是倒U型曲線關系，即經濟增長過程中會犧牲環境，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有能力負擔治理環境的成本，就可以改善環境。在碳排放的維度，現在130多個國家承諾碳中和，其中70%以上為發展中國家。這意味著，隨著新能源快速發展，經濟發展可以在低碳狀態下起飛。

 

在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問題上，中國早就走出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發展理念，即從過去的發展與環境保護相互沖突，到后來相互兼容，再到黨的十八大后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新理念。正是有了這些新的發展理念，黨的十八大后中國才大刀闊斧地保護環境，不再擔心保護環境會影響經濟增長。事實證明，黨的十八大后中國采取嚴厲的環保政策，并沒有影響經濟增長，反而創造了大量新的綠色增長機會，提高了經濟發展質量。但是，2021年下半年出現“拉閘限電”后，一些人基于環境與發展相互沖突的傳統認識，想當然地將原因歸咎于“雙控”和“雙碳”。實際上，如果深入調查就會發現，“拉閘限電”同“雙控”和“雙碳”政策基本無關。

 

應保持綠色轉型的戰略定力

 

記者：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要堅定不移推進，但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如何理解“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張永生：實現“雙碳”目標，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必須要做。背后的一個原因是，過去的傳統發展方式遇到了不可持續的危機，中國經濟必須實行綠色轉型。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福祉。傳統發展模式不僅帶來不可持續的環境危機，還面臨發展目的與手段的本末倒置。新發展理念、美好生活概念的提出及以人民福祉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實質是回歸發展的根本目的。相應地，滿足美好生活的發展內容就會發生變化，與之相應的資源概念也會變化。由于不同資源的技術特性不一樣，相應的商業模式、組織模式和體制機制都會不同。一旦這種綠色轉型發生，環境和發展之間就有可能成為相互促進的關系。

 

“雙碳”目標意味著，很多產業會推倒重來，包括汽車、能源等。這給中國很多產業提供了換道超車的機會。如果看2021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和新能源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雙碳”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2021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超過350萬輛，同比增長約1.6倍。正是因為新能源汽車井噴式增長，2021年中國汽車才結束2018年以來連續三年產銷量下降的局面。新能源車背后是一個龐大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體系，會成為新的重要經濟增長來源。此外，新能源等其他領域也是呈現高速發展之勢。從汽車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新能源汽車，傳統汽車產業就是負增長；有了新能源汽車，汽車就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這些行業井噴式發展背后，就是“雙碳”目標在驅動。

 

“雙碳”工作要堅持先立后破統籌推進

 

記者：“雙碳”是中國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背后也蘊含相應的風險挑戰。在您看來，風險挑戰主要有哪些？

 

張永生：一是欲速則不達。實現碳中和不是簡單的能源轉型問題，也不是簡單地填補“新能源供給和總能源需求之間差額”的問題，而是一個發展范式的系統性轉型問題。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的經濟體系，包括經濟結構、財政體系、就業體系等，很大程度上是在化石能源基礎上形成。如果能源轉型過快，同其他領域的轉型不協調，就可能帶來很大的風險。因此，“先立后破”就非常關鍵。

 

二是新能源不穩定會帶來風險，要通過儲能技術突破、儲能商業模式、電網技術、電價改革、煤電和新能源配比等措施來解決。

 

三是供應鏈風險。在過去，全球分工的風險是靠市場機制（比如遵守企業間的契約）以及多邊貿易機制來解決?，F在由于大國競爭，出現了“貿易戰”“卡脖子”，過去有效的全球市場規則和國際貿易秩序，不時被以“公平貿易”“人權”“國家安全”等借口破壞，從而大大提高了國際分工的風險。

 

四是能源消費總量問題。未來中國能源消費曲線怎么走，是很關鍵的問題。新能源的生產和使用，背后都有大量的資源消耗、生態環境問題。如果不改變過去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僅僅將化石能源替換成新能源，是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這是為什么即使今后新能源再廉價，也必須要嚴格控制總能源消費的原因。中國的總能源消費，不能走歐美的高消費路徑。

 

五是從碳基的能源轉型到金屬密集的能源，對關鍵金屬礦物的需求會大幅飆升，由此帶來很多市場和地緣政治風險。

 

六是“雙碳”會帶來大量資產的重新定價。比如“雙碳”目標出來以后，傳統汽車的市價就會下跌，新能源汽車大幅度上漲，市場的預期會發生很大變化，政府、企業、居民的資產負債表都會被重新定價，這會帶來很大的機遇與風險。

 

記者：去年中央提出糾正運動式“減碳”，此后也持續對一些不合理現象進行“糾偏”。在您看來，今年“雙碳”工作該如何統籌推進？

 

張永生：在討論“雙碳”相關問題時，一定要明確“雙碳”目標是一個戰略目標，短期內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問題。過去一年，中國提出“雙碳”目標以后，從全國開始積極響應到不斷地試錯、不斷地糾偏，最后到中央出臺《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等“1+N”政策體系，標志著整個“雙碳”工作經過摸索以后走向了正軌?，F在最大的問題仍是解決認識問題，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政策層面要加強統籌協調，明確統籌政策。首先，將保護環境納入宏觀經濟增長的主要政策目標中，并讓“雙碳”目標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當經濟增速放緩時，尤其要保持戰略定力。其次，宏觀政策幾大傳統目標的統籌協調，比如GDP、物價、就業、國際收支等目標。在新的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這些目標的協調難度進一步加大。最后，多維度協調各類環境政策?，F在更多是從碳的維度講“雙碳”。但是，只是“為減碳而減碳”的話，減碳就可能引發生態環境資源等問題，在一些情況下反倒會加劇不可持續。因此，必須將減碳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讓碳排放、環境保護、資源利用等環境目標相互促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