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權”成日益減少的戰略資源

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巴黎協議》終獲通過，來自近200個國家的與會代表歡呼鼓掌、擁抱慶祝。《巴黎協議》成為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下，繼《京都議定書》之后達成的第二份全球減排協定，標志著后2020全球氣候治理框架得以形成，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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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矚目的《巴黎協議》，在體現共區原則基礎上，制定了“凈零排放”的長期目標；以每五年一次的盤點來加大行動力度；以加強“透明度”來保證實現氣候承諾；以提供“氣候資金”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并承諾幫助世界最受氣候變化影響人群提高“適應”能力。這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雖仍有遺憾，稱不上完美，但足以開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時代。

對中國來說，巴黎氣候大會是中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一個轉折點。二十多年的氣候談判進程中，中國以《京都議定書》非附件一國家的身份，于2006年成為世界排放第一大國，又相繼成為了世界能源消費第一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第一大國。在不斷變化的全球氣候政治生態中，中國不斷地思考并調整自己的步伐。國內，中國積極推動節能減排和能源轉型；國際上，中國與美國、歐盟、法國以及很多發展中國家聯手，宣布了一系列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和聲明，并建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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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的國際氣候談判，“減排”一直是核心的內容之一?！栋屠鑵f議》中，減排的方式是“自主貢獻”，也就是說，各國要根據自身的能力，主動放棄對碳排放權的擁有。那么，我們應該如何認識碳排放權呢？

首先，碳排放權是人類生存權的基礎。生存權不僅指個人生命延續的權利，也包括國家、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在社會意義上的生存得到保障的權利。每一個國家的存在，都會有碳排放，因而都需要碳排放的權利。一國民眾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都必然直接或間接地產生溫室氣體。如果說溫室氣體是人類生存的必然產物，那么是否享有碳排放權，享有多少碳排放權，就成了滿足人類生存的最基本權利，沒有碳排放權，就沒有生存權。然而，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實現全球平均氣溫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的目標，各國的碳排放權必須被最大限度地壓縮。因此，人類必須尋求新的低碳生存方式，在一切可能減少或消滅碳排放的方面，降低或者完全不進行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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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碳排放權影響各國的發展權。1979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關于發展權的決議》，強調發展權是一項人權，平等的發展權不僅是國家的特權，而且是國內個人的特權。198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發展權宣言》，指出“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全球氣候變暖，主要是由于人類工業化過程中，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的結果，是與人類的發展需求相伴而生的。因此，“氣候變化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但歸根到底是發展問題”。所有的發達國家，在其工業化過程中，都經歷過高強度碳排放的階段。實際上，碳排放權曾經就是發展權，對碳排放權的分配，就是對發展的空間分配。剛剛通過的《巴黎協議》，提出加速全球低碳發展進程的要求，明確了到本世紀中葉，全球實現碳中和。也就是說，到2050年左右，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要與大自然有能力吸收的二氧化碳相當，即實現“凈零排放”。面對這一要求，中國未來發展中的碳排放容量資源將非常稀缺，中國已經無法將碳排放權與發展權等同視之。在各類碳排放行為中，化石能源的使用是導致氣候變暖的首要元兇，中國必須盡快實現能源轉型，大力發展清潔、綠色和可再生能源，尋找出一條少受或者不受碳排放限制的發展之路。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_交^易=網 tan pa i fa ng . c om

再次，碳排放權還是一種商品屬性與金融屬性兼備的資產。自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碳排放權的交易邁出了第一步。當時主要是依據《京都議定書》建立的三項靈活履約機制進行交易：一是“排放權交易”（IET），是在承諾減排的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排放權額度的買賣，即發達國家出售減排指標給發達國家；二是聯合履約機制（JI），是發達國家之間通過項目合作聯合減排，所實現的減排量可以轉讓給另一個發達國家，其結果相當于發達國家之間轉讓了同等量的減排單位；三是清潔發展機制（CDM），是由發達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減排項目，通過項目所實現的減排量可以計入發達國家的減排承諾，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通過項目合作進行的碳排放權交易。在上述三個機制下，以“碳排放權”交易為標志的貿易體系形成，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已經成為同石油一樣具有價值的資產，這一資產對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碳排放權是一種權利憑證，發放之后，在規定的時間節點進行注銷。其間，市場價格常常波動明顯，使其具備了投資特性，參與者能夠通過交易差價獲取利益。隨著碳市場交易規模的擴大和碳貨幣化的發展，碳排放權逐漸衍生出如碳排放期貨、碳排放期權、碳信用等具有流動性和投資價值的金融資產，因而，碳排放權也具有金融屬性。從國際經驗來看，發展碳排放權期貨及其衍生品交易，對節能減排有巨大的促進作用。碳排放權作為金融體系中重要且稀缺的金融資產，是大國間競爭與博弈的新領域，其實質，是各大國或國家集團借“碳資產”和“碳金融”，來爭奪全球低碳經濟的戰略制高點?！栋屠鑵f議》保留了原有的碳排放交易機制，并計劃設計新的氣候融資機制，鼓勵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向氣候變化領域投資。中國在這場“碳金融博弈”中，從初始碳排放權的分配，到碳交易的貨幣綁定權，再到碳交易的定價權等等方面，都需要仔細謀劃，力爭占得先機，取得更多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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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權關乎人類的生存權，國家的發展權，還是商品屬性與金融屬性兼備的資產，承載了重大的國家利益，因而，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未來隨著《巴黎協議》生效，全球減排壓力增大，而中國發展的步伐又不容停歇，如何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應對碳排放權日益稀缺的現實，成為當前中國面臨的一大挑戰。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放*交-易^網 t an pa i fa ng . c om

國際方面，根據《巴黎協議》，未來各方都將以“自主貢獻”的方式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應積極主動，在維持自身發展的前提下，盡最大努力貢獻減排量。中國自主減排的貢獻，體現的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中國愿意承擔與自身發展階段、實際能力和應盡義務相稱的國際責任。這也是中國樹立良好國際形象、增加氣候談判話語權以及參與并引領后續國際氣候規則制定的需要。在國內政策和措施方面，由于中國碳排放容量資源的短缺和貧乏，再加上生態環境的制約，中國必須非常認真、嚴格地執行節能減排政策，必須積極、主動地推動能源結構轉型。與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經濟結構轉型再面臨碳排放問題不同，中國還沒來得及完成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結構調整，就遭遇了全球碳排放容量資源有限的瓶頸制約。因此，中國面臨的局勢更為復雜，要克服的困難也更多。中國已經承諾，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非化石燃料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至20%左右。為兌現承諾，中國在氣候變化立法、國內碳市場建設、相關行業標準的確立以及提高公眾的認識和獲取公眾支持等方面的工作已經卓有成效，能源結構由化石燃料到可再生、清潔能源的轉型也在近兩年有了飛躍式的發展。即將開始的“十三五”，是中國通過能源轉型，建設生態文明和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的五年，五年后，恰逢《巴黎協議》要求各締約國再次明確或重新提交各自的后2020“國家自主貢獻”，希望中國通過“十三五”期間的努力，可以提交更具雄心的2030年減排目標，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低碳發展之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樹立榜樣，為全人類的未來做出貢獻。返回光明網首頁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_交^易=網 tan pa i fa 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