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加入《京都議定書》后，我國政府高度重視主要由能源消費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先后頒布了包括《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特別是“十一五”以來，出臺相關政策的頻率更為密切，采取的措施也更為有力，包括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在內的多項節能減排目標和約束性指標已納入到國家中長期規劃和“十二五”規劃中。但需要指出的是，影響和制約我國節能減排目標達成，特別是阻礙能源利用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效率進一步提升的因素依然很多?，F階段需要重點在把握地區固有屬性差異、完善節能減排效率衡量指標、發揮技術進步功效等方面下功夫。
注重并堅持地區間節能減排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在國際間二氧化碳減排方案的談判中已廣為各國所接受，這種原則應該也適用于我國節能減排目標在地區間的分解和落實。我國區域和地區間能源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效率都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節能潛力與減排潛力也很不相同，減排成本更是如此。因此，在將節能減排的國家目標分解到各個省區時，要充分考慮到區域性、行業性的差異，甚至是企業的差異。如果論證不夠，指標分解缺乏科學性與現實可能性，就容易導致某些地區或某些行業用高成本的方式來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在確定“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時，一些省區由于科學認證不足，忽視“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直接將單位GDP能耗降低20%作為需要完成的任務。2010年以來，為了完成過高的節能目標，山西、安徽、河北等地采取了如拉閘限電等非常規措施，造成了社會福利的極大損失。因此，今后在進行節能減排規劃時，除了考慮目標的確定、責任的分配外，同時也要考慮目標和責任以何種方式去實現，力求通過優化實現途徑達到降低全社會節能總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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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能源利用與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測度指標。目前普遍使用的總量指標和強度指標形式簡單、易于操作，但不能反映真實的生產過程，也不利于地區間、特別是國際間的橫向比較與追趕目標的設定。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標和全要素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指標考慮了資本、勞動力、能源等要素之間的替代作用，也考慮了實際生產活動中要素投入后除了GDP等期望產出外也伴隨二氧化碳等非期望產出的現實。因此，有必要將全要素視角下的能源效率指標和二氧化碳排放指標作為現行的單位GDP能耗和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等單要素指標的重要補充，更全面地對不同地區間能源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狀態進行科學評價，實現縱向和橫向的多維度比較。在此基礎上，應考慮在國家宏觀層面、行業中觀層面和企業微觀層面建立一套完整的節能減排監控體系，全面監測能源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狀態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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