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的經濟實現路徑

        在本輪能源轉型進程中，業內一直存在這樣一種疑惑——轉型的經濟驅動因素何在？是否真正存在一條低成本的轉型路徑？

     回溯人類歷史上的幾輪能源利用方式變革，“新”“舊”能源的交替迭代，無不源于能源利用形式在安全穩定性的增強，以及效率提升轉化而成的經濟性優勢，與之配套的能源體系構建也是由市場自發形成并加以優化。

        在本輪席卷世界的能源轉型浪潮中，幾乎所有參與國都是依靠政府的財政支出和補貼政策推動轉型的進程。在由短期“效率思維”向長期“能源安全”思維轉變的過程中，經濟性的原動力不足使得能源轉型的艱巨性與客觀迫切性形成了強烈反差。

        在2020年9月22日聯合國成立75周年大會一般性辯論中，習近平主席首次將碳中和的技術性概念引入到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實踐之中，在后續召開的生物多樣性大會、巴黎和平會議，以及金磚國家首腦會議上，習主席反復多次重申這一目標，并以感性的字眼——“我們說到做到！”生動詮釋了我國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所持的戰略決心，體現出了我國為全人類共同事業勇于擔當的精神和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的大國態度。

       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性部門，電力在“綠色復蘇”和“碳中和經濟”中承擔的角色和作用，將成為我國實現國內經濟“大循環”的關鍵落腳點；同樣對于長期依托于高碳能源實現規?；l展的電力部門而言，其未來低碳發展的成績，對我國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也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鎖定以構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統，實現低碳、零碳化的轉型方向，無疑是電力部門對碳中和目標確認的必選路徑，但實踐的方式卻遠不止在能源種類在利用份額上的此消彼長。

        無論是能源轉型，還是電力市場化改革，在跟隨和趕超歐美國家先進經驗與前進步伐的過程中，我國一直都在試圖探尋更符合國情的運籌之道。一方面，通過電價、稅收、補貼等手段實現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通過對現有體制機制的改革，不僅將目標錨定于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的進一步下降，同時也為消納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培育良好的市場環境。

        不難看出，“看不見的手”在調和綠色、安全與經濟的矛盾替代關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對于已經步入后工業化時代，擁有完整、成熟電力市場的歐美國家而言，由于其市場設計的起點仍未能脫胎于化石能源的路徑依賴，對于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接入，迄今為止也并沒有形成系統性的解決方案。近期發生在美國加州的“輪停”事件，以及英、德兩國因新能源波動性引發的“負電價”與“電價飆升”并存的現象，不斷提示著市場設計者在面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統挑戰時，相關的制度安排在經濟性與系統可靠性之間的排他性風險。

        對于處在工業化、城鎮化中后期的我國而言，以電力市場為依托的低碳轉型，不僅需要兼顧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同時還要面對結構優化調整的迫切需求，在靈活性資源匱乏、計劃與市場“雙軌制”運行的“多約束”與“多目標”共存的情境下，電力市場化改革被賦予的意義和內涵則更為深厚。更值得關注的是，有別于他國，我國在能源轉型過程中還要面對經濟指標和供應安全兩大“剛性”約束，這也或多或少地暗示我國的轉型之路必然更為艱難。

      在近期召開的大大小小的轉型論壇中，無論是著手能源規劃的主管單位給出面向未來的判斷，還是學界專家、科技領軍企業代表的政策諫言，無不透露出對能源技術進步和數字化應用在電力領域逐步滲透后，迸發出新發展機遇的期待；通過體制革新和技術賦能實現電力系統在形態和價值上的重構，也使得聚焦于碳中和的時間表逐步清晰。

        根據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測算，“2030-2035年電力部門碳排放穩中有降，中期實現碳排放的快速下降，遠期電力系統實現零排放甚至是負排放，這需要我們把水電、核電等零碳資源充分利用，風電光伏等清潔能源的占比逐步提升至65%-80%，同時終端電氣化水平達到75%。實現‘碳中和’目標不僅需要電源、電網在構成、形態上發生轉變，電力系統的轉型更為關鍵。”

        清華大學電機工程與應用電子技術系教授夏清認為，“后疫情時代，我國的實體經濟沒有能力去承受電價的大規模上漲，這也決定了我國需要以低成本的方式來完成轉型。在目標和約束條件都已確定的環境中，低成本轉型的關鍵路徑選擇在于如何‘喚醒沉睡的資源’，這類資源既包括已建成的存量發電、電網資源，同時還包括廣泛的用戶側資源——通過價格信號調節供需，讓用戶能夠參與系統互動，配合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統的構建和系統安全穩定運行至關重要。通過數字化的手段提升資產利用率，通過機制重塑價值，通過市場沉淀價值，最終通過互動創造的紅利實現用能價格水平的下降，或許是破解“不可能三角”，以低成本實現能源轉型的可選路徑之一。”

        生態環境部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規劃部主任柴麒敏指出，“從碳排放的最高點降到最低點，所用時間是其他發達國家的一半不到。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短短30年，留給我們實施技術組合和減排措施的可行性區間并不大，必須借用體制機制激活創新的能力，通過數字手段賦能，才能實現變革性的調整與發展。”

       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壓縮式”的，同樣，我國綠色低碳發展也是“躍遷式”的。在電力系統形態的重構與網絡化變遷的過程中，已經不單單是涉及成本經濟性、供給安全性等單一維度的問題，而是涉及利益分配、社會成本分攤、組織架構重建的多維度復雜性命題。

        在既定的目標和邊界條件下，是亦步亦趨地跟隨歐美國家的轉型步伐，還是中蹚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轉型之路？由此，又是否會驅使電力系統的價值邏輯發生顛覆性的轉變？這些問題的確切答案或許都能夠在不遠的未來初現端倪。

        為探尋以最小社會成本實現能源轉型的可行路徑，本刊特邀請業界、學界以及企業界多位知名專家、學者，著眼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電力市場化改革現狀，結合我國資源稟賦和電力工業發展結構，面向“十四五”、“十五五”重要的能源結構調整“窗口期”，共商大計，共舉未來，為早日實現碳中和目標諫言獻策。 夲呅內傛萊源?。骇鎲┨?排*放^鮫*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