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國處在工業化高排放增長階段，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傳統能源消耗，很難立即采取大幅降低排放總量的減、限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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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受要素稟賦和能源消費結構制約，化石能源儲藏和消耗量大且缺乏彈性，能源結構調整的空間不大。我國的能源結構嚴重依賴煤炭，電力結構中火電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盡管新能源增長勢頭強勁，但可用于替代傳統化石能源的空間有限，而世界上主要能源價格的高漲和供給不足，使我國轉換優化能源結構面臨極大的困難。盡管目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比較熱，但是，如按近年能源消費增長趨勢發展，可再生能源難以有實質性變化。
第三，爭取發展空間(至少到2020年)是我國在氣候問題下的基本訴求。到2020年，我國以14億以上人口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基本實現工業化，21世紀中葉14億人口要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社會轉型過程，必然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當前我國經濟總量已位居全球第二，氣候問題已經明顯政治化，我國在減排問題上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在氣候政策問題上、在氣候談判上，我國應爭取發展空間；對減排的國內政策上，不易過早采用“激進的”總量控制手段。
繼續運用好標準和管制為代表的“傳統”政策工具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a np ai fan g.com
從國際經驗來看，市場化手段只是作為直接管制的補充，標準和管制政策是減排的“基礎性”工具。盡管目前對我國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工具的普遍評價是“行政手段多了，市場手段少了”，但是標準和管制為代表的“傳統”工具在近中期仍將是中國節能減排的“基礎性”政策工具(陳健鵬，2012)?，F階段，在探索市場化減排政策機制的同時，應更多反思和改進傳統“命令—控制式”減排政策工具。在考察和借鑒國際經驗時，不宜緊盯歐盟的碳稅、碳市場，應從“寬視野”關注減排政策工具的演進過程和具體政策環境，充分考慮我國現階段減排的特征。
國家工信部備案/許可證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