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足跡是衡量人類活動中釋放的或是在產品或服務的整個生命周期中累計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總量。我國建立
碳足跡管理體系,既是履行“雙碳”目標承諾、應對全球氣候治理責任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經濟
綠色低碳轉型的核心抓手。
近年來,我國在碳足跡管理體系建設上加速布局。國務院2021年發布《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明確要求探索建立重點產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跡標準,相關部門隨后出臺《關于加快建立統一規范的
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實施方案》,提出構建覆蓋電力、鋼鐵、建材等重點行業的碳核算體系。目前,國家已發布溫室氣體排放核算與報告要求等24項國家標準,并在107個行業
試點企業
碳排放數據在線監測。從實際進展情況看,一些重點行業已實現率先突破,尤其是鋼鐵、電解鋁等行業已建立碳足跡核算指南;從數字化
平臺建設情況看,全國碳排放統計核算系統完成基礎架構,2000余家控排企業實現數據直報;從標準銜接角度看,國內核算標準正與國際標準對接,光伏等出口導向產業率先開展產品
碳標簽認證。但體系完善仍面臨著基礎數據不全、核算方法待統一、部分企業積極性不高等挑戰。
堅持政府引導、市場主導,是建立碳足跡管理體系的一項總體要求。目前,需要進一步發揮市場作為碳足跡管理體系高效運行的核心引擎作用,通過靈活的
價格機制、競爭壓力和資本導向,動態優化資源配置,激發企業減排動力,高效引導企業和社會主動減排。
推動多方形成更具生命力的標準制度。市場驅動的碳足跡核算規則標準具有動態適應性和實踐導向性,其生命力源于多方利益主體深度博弈與技術迭代的快速響應。相較于政府主導的“一刀切”模式,市場化標準更能貼合行業實際需求。國際碳足跡標準如溫室氣體核算體系雖提供通用框架,但在具體行業落地時仍需本土化適配。要推動企業角色轉換,從被動執行者轉為主動共建者,尤其是發揮龍頭企業的牽頭作用,推動行業數據庫建立,在供應鏈中對供方進行技術標準約束,倒逼上游供應商采用統一核算方法。第三方機構則通過技術創新增強標準公信力,充分參與各級標準的建立,確保碳標簽認證的透明性,降低企業跨境認證成本。依托《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碳邊境調節機制等機制,推動我國碳足跡核算標準的國際互認,倒逼中國企業加速對接國際標準,通過市場選擇實現優勝劣汰。
推動企業在“雙碳”領域進行技術創新。在碳足跡管理體系建設方面,市場競爭能夠極大激發企業創新活力。需繼續完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調控機制,通過碳定價,將碳排放的外部成本轉化為企業的內部成本,倒逼企業核算碳足跡、優化生產流程、進行技術革新。同時,著力倡導綠色消費,推廣低碳技術產品,激勵企業研發高附加值減排技術搶占市場先機。技術商業化進程亦因市場激勵而加速。如綠色金融通過資本定價放大創新效應,2023年全球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債券發行量達1.2萬億美元,低碳技術企業融資成本較傳統行業低2—3個百分點。未來應繼續強化
碳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聯動,探索碳積分證券化等工具,進一步降低技術轉化門檻。
推動實現產業鏈協同效應。產業鏈減碳的本質是市場權力重構。龍頭企業憑借采購話語權,可將
碳管理要求逐級傳導至上下游,所以需抓住龍頭企業這一關鍵主體,通過綠色采購加分等方式增強企業轉型動力,并使其將訂單配額等資源與供應商減排效果相鏈接,形成產業鏈條全生命周期的協同減排效應。消費端偏好會倒逼供給側的低碳產品供給,要積極推動個人碳賬戶建設,激勵消費者選擇碳標簽認證商品,將綠色消費行為轉化為碳積分進而兌換綠色有機食品、騎行卡、代金券等,推動企業將碳足跡管理從“合規負擔”轉為“競爭優勢”。協同效應還體現在技術外溢與設施共享上,如截至2024年12月,世界上最大的集裝箱航運公司馬士基已有6艘能夠使用甲醇的雙燃料船舶投入運營,并且繼續訂購了18艘大型甲醇動力集裝箱船,中遠海運同步研發氨動力雙燃料發動機,形成航運脫碳技術生態。未來需繼續通過市場化協作實現規模經濟效益。
當然,市場主導作用的發揮也離不開政府引導。政府的角色應從“規則制定者”轉向“生態共建者”,在數據互通、跨境互認等環節提供制度保障,最終形成“市場驅動為主、政策托底為輔”的碳治理新范式。
作者系生態環境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農村環境與有機食品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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