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電超低排放的未來發展之路到底在何方？

 

　　以加拿大某市霧霾成因研究來看，離該市中心約40km范圍內有7座火電廠(其中4座燃煤電廠)，排放的PM2.5、SO2、NOx占污染源總排放量的比例分別為18.5%、69.3%、43.8%，模式預測結果表明，在城市中11個空氣質量監測點上的PM2.5濃度增量為1-1.5ug/m3，占總污染源造成的濃度份額為2%左右。而商業與居民排放占20-70%，其他污染源占5-60%。由于當地空氣中氨含量充沛，有利于二次顆粒物的形成，火電廠對PM2.5的貢獻80%以上是由硫化物和氮氧化物轉化形成。

 

　

　從宏觀上看，按《排放標準》編制說明測算結果，燃煤電廠煙塵達到現行排放標準年排放量為113萬噸(實際達標排放量遠低于此)，如按一半電廠降到5mg/m3計算，則年排放量僅為66萬噸，這些減排量對全國環境質量的影響雖然需要通過環境質量評價模型估算，但與我國數以千萬噸計的顆粒物年排放量相比，以及從單個電廠對環境空氣質量的影響分析中，可以得出其消減幅度是難以察覺的結論。初步估算，如果全國一半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按照平均投資水平需在現有達標排放的基礎上額外再投入600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上，年運行成本在現有環保成本的基礎上再增加300億元以上。一個電廠投放入幾千萬乃至數億元、全國每年需要幾百億元的運行成本來獲得這種難以察覺的改善是極大的浪費!

 

　　當然，對于特定環境質量要求的地區或在特定氣象情況下需要超低排放，這也正是研究超低排放在特殊情況下應用的必要性所在。但是，對于特殊情況下的要求，有必要采用巨大的設備投入嗎?為什么不可以在特殊情況下采取調整運行的方式甚至臨時停運的方式?美國對于煙氣脫硝曾經采用過季節性控制的方法，對我國當前的污染控制是個啟示。我們從大量的報道中只看到了污染物排放濃度或者絕對減排量減少了多少，反而看不到環境質量到底改善了多少的報道，不以環境質量改善為導向的措施，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疏忽”!

 

　　2、與時俱進，以“最佳可行技術”作為超低排放的依據

 

　

　“最佳可行技術”(BAT)經過長期生產實踐被全世界證明是有效控制燃煤電廠常規污染物的最佳方法。燃煤電廠的污染控制是由一系列科學技術構成的系統工程，忽視整體效益、片面追求更低排放量的治理技術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國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在排放標準的制訂原則仍然是堅持環境、技術、經濟協調發展的原則，而且國家環保部門也有專門的技術路線的規定。最佳可行技術是隨著技術的發展和環境的要求發展而發展的，尤其是針對灰霾環境問題和中國燃煤電廠當前污染物排放特點要與時俱進。大量實踐證明，PM2.5是復合型污染，而且一次污染物轉換為二次污染物對灰的貢獻要顯著大于煙塵排放的直接影響，在燃煤電廠煙塵排放限值明顯低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情況下，就應當允許對三項污染物的總量加和進行考核，即要求超低排放時，可以將氣態污染物的減排替代煙塵的減排，達到既有利于環境空氣質量的改善又有利于經濟地控制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對絕大部分電廠而言，實現特別排放限值要求已超越技術和經濟條件，在環境改善上無實際意義，在技術上難實現。真正要實現特別排放限值，就像是要求特定的演員、在特定的氣象環境條件下表演的走綱絲，變成一種常態表演，其難度可想而知，而更低要求的超低排放則是要在“刀刃”上行走，只能是要求特殊的新電廠和現役電廠的示范性改造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