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論
以上討論梳理了主要國家和國際組織采取的行動以及國際碳交易機制兩種發展路徑的特點。關于減排責任的分歧可能是國際碳交易機制發展的主要障礙，作為一種市場化減排工具，國際碳交易機制在運行中也會對減排責任的最終分配產生影響。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礎上結合兩種路徑的特點分析中國可以采取策略。
1、碳交易的“競爭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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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機制通過促進競爭提高資源配置的總體效率。但如果缺乏平衡機制，在“競爭導向”的市場中容易出現不平等加劇、“贏者通吃”等局面。碳交易遵循市場邏輯為溫室氣體設立價格，激勵企業為降低成本、贏得競爭而提高能效。因此，可以認為國際碳交易內嵌有“競爭導向”的理念。從整體效率的角度來看，國際碳交易是適當的政策工具。然而溫室氣體減排不僅關乎效率，公平同樣是其核心議題。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產生了大量排放，同時積累了在技術、管理、全球產業分工等方面的優勢；而發展中國家正處在工業化工程中，其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整體上明顯弱于發達國家。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0放_交-易=網 t an pa ifa ng . c om
從交易被引入國際氣候談判開始，其“競爭導向”的理念一直在影響相關發達國家和行業的策略。歐盟轉向支持國際碳交易是出于爭奪規則制訂權的考慮。在EU-ETS具體規則的制訂中，歐盟也極為注意其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受到的影響—對于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歐盟在配額發放數量等方面會給予優惠等傾斜保護。其中，前文提及的2003/87/EC指令第10a條詳細規定了判定“碳泄漏”的標準，并允許進行補償。歐盟在2009年還制定了第一份詳細的“碳泄漏清單”，并于2014年制定了第二份。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在制度設計上也考慮到了“碳泄漏”的影響，為相關企業按其受影響程度提供“產業援助”。這些措施實質上是在為企業提供補貼，并對碳市場機制的作用造成扭曲。
這一理念將對國際碳交易機制的發展構成阻礙。首先，歐美發達國家的立場不利于同時納入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歐盟和美國片面強調“碳泄漏”的不公平，但忽視其競爭力優勢是在長期高排放過程中得到確立的事實。以民航業為例，歐盟對于國際民航業減排機制的影響進行了評估，認為由于歐盟經濟的重要地位，其民航業不會受到顯著影響。由于發展中國家企業處在相對弱勢地位，即便減排責任初始分配公平，國際碳交易機制在運行過程中也可能導致其利益受損。前文曾提及，在2008年的曼谷氣候談判中，“77國集團加中國”對于發達國家過度強調碳市場機制作用的立場表示反對。推崇自由競爭的發達國家將難以認同在市場機制中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較弱的競爭力—國際海事組織的能效標準即是例證。第二，國際碳交易對企業成本的抬升可能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導致矛盾。新興的發展中經濟體之間存在產業競爭，因而也需要應對“碳泄漏”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造成的企業競爭力對比的變化。因此，對于國際碳交易機制的未來發展，“競爭導向”的理念與公平地維護發展中國家企業利益之間的張力將使得有關減排責任分配的爭議更加復雜化，并從負面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參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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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的策略 夲呅內傛萊源?。骇鎲┨?排*放^鮫*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從采取謹慎反對的態度到逐漸轉變為積極建設國內碳市場并參與國際碳市場的發展，中國的立場有清晰的脈絡可尋—即堅決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同時也對國際社會承擔一個負責任大國應有的責任。中國在碳交易被引入全球氣候談判之初就提出了質疑，隨后采取了務實而靈活的立場。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中國處在重工業迅速擴張發展的時期，加入國際碳交易進行減排有損中國發展利益。但與此同時，通過簽署《京都議定書》，中國成為獲得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最多的國家，從而受益于國際碳交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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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鋼鐵、水泥等重工業產能出現嚴重過剩，進行減排已然符合中國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的規劃，也符合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相應地，中國自2008年開始建立國內碳市場，并探索加入國際碳交易的可能性。由于碳交易在這一時期逐漸成為主要的國際減排政策工具之一，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必然會采取積極立場。同時，“競爭導向”的國際碳交易能夠從兩方面對中國的利益產生影響。一方面，來自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作為“外力”可激勵中國企業節能減排。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總體上成功應對了國際競爭，并正在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在國際碳交易機制下進行的節能減排競爭有發揮正面作用的潛力。另一方面，如果減排責任的分配、特別是“碳泄漏”問題不能得到公平解決，國際碳交易也可能損害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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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國的策略，可以從談判路徑和規則設計兩個角度進行初步探討。在談判路徑的設定上，中國應考慮兩種路徑連通的可能性。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國際海運和民航業的談判中否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做法表現了撇開《公約》的傾向。然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并不需要按照這一路徑劃分事?！豆s》作為全球氣候變化治理體系的基礎性條約，其原則對于具體行業的減排同樣具有指導意義。在實踐層面，連通兩種路徑也具有可行性。上文曾提到，《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發達國家在國際海運和民航業率先減排的責任，為巴黎氣候大會進行的磋商也已涵蓋兩個行業的減排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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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則設計上，中國應當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積極協作，增強在平臺建設和運行中的話語權。例如，針對歐盟將其碳交易體系發展成為國際碳市場主要平臺的計劃，中國國內碳市場的制度建設應將國際化作為一項重要目標，打造能夠提供國際碳交易服務的體系。由于國際碳交易機制的“競爭導向”，中國還應提出要充分降低其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并推動建立常設性的監測機制對其影響加以評估和控制。同時，考慮到機構人員組成直接影響各國話語權，而《公約》某些機構存在發展中國家被邊緣化的問題，中國應主張國際碳交易機構在人員設
保證發展中國家得到充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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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于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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