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室氣體減排的法律路徑： 溫室氣體和大氣污染物協同控制

 

1992年達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來，各國為了在國際氣候治理秩序中謀求自己的席位，通過反復談判博弈引發氣候變化國際治理秩序的變遷。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確立自上而下國際氣候治理秩序，要求附件一國家承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并遵循“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暫不要求非附件一的發展中國家承擔該義務，議定書兩期承諾共至2020年。以美國為首的傘型集團（Umbrella Group）國家一直力圖否認“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法律地位，要求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共同承擔減排義務。為此，美國一直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加拿大、日本、俄羅斯先后退出了該協議，導致《京都議定書》被擱置一旁，難以起到國際治理作用。

 

為了打破僵局，2015年的《巴黎協定》（以下簡稱“《協定》”）“作為國際氣候新秩序構建的階段性成果，《協定》對減排責任分擔作出了與《京都議定書》‘自上而下’模式截然不同的安排，即由各國通過‘國家自主貢獻方案’，自主承擔減排責任”?！秴f定》要求自2020年后，各國根據減排能力，自主提交階段性減排目標，目標需遵循“只進不退”的棘齒鎖定（Ratchet）機制，并接受定期評估的約束機制。其第4條第8款和第13條第7款中規定，為了驗證“國家自主貢獻”額度，要求各國對自主申報的減排目標，定期提供清晰、透明、以供了解的必要信息供國際組織評估和審評?！秴f定》的生效標志著“國際氣候變化的應對機制從《京都議定書》中自上而下模式朝著《國家自主貢獻》自下而上模式轉變”。我國2016年加入《協定》，承諾將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實現，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面對即將承擔的國際義務，《巴黎協定》生效當天，我國發布《“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并在“指導思想”中強調“加強碳排放和大氣污染物排放協同控制”。